在哈贝马斯看来，在当今时代，"世界公民状态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幻想，即使我们离它还相距甚远"。

在这种体制下，试图立即消除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关系，是不可能的。因此，试图从社会关系中彻底清除金钱关系，也是不现实的。

此外，不能设想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一定会加入自愿共同体，即便在一个共同体成为主导社会组织形式的社会，也还会存在不属于任何共同体的个人。在形式合理性的法律中引入了实质合理性的尺度，以缓解一般理性规则的道德冷漠。这些冲突对现代社会秩序构成了严厉挑战。在公域中，包括属于国家权力管理范围的公域与个人联合组成的公域。在现代社会，与偏重效率和自由的价值取向相一致，利害关系成为支配性社会关系。

上述转变以国家产生为重要标志。毫无疑问，所有非民主型法治，都带有强烈的外迫气质。人们在挑战与应战的角斗中演绎着"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人们通常依照血缘关系的远近判定社会关系的亲疏，从而享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在纯属私域的家庭，传统的父权和夫权结构被打破，代之以权利平等的新型家庭结构。虽然效率导向的利益共同体会继续存在，但是，大量基于信仰、爱好或情趣等非功利性自愿共同体会得到鼓励和发展，而这会消解效率在现代社会价值中的中心地位，将拥挤与拼争在效率狭路上的人们疏散开来。根据是否出于个人自愿，可分为自愿共同体与非自愿共同体。

以对国家政治权力及其决策的依附，代替依赖成员的自愿协议。如果事实发生了变化，人们也能够及时调整规则，回应事实的变化。

因此，相比之下，奉行民主型法治的现代社会，其秩序的正当性更充足一些。人们不会对法律感到陌生，因为这种法律是从生活中生发、成长起来的规则，是一种名符其实的"民法"。无论是神权国家奉行的神治，还是"道德王国"奉行的德治。首先，这种独立的个人原子观把个人设想为可脱离社会关系而孤立存在的主体，没有把个人置于人际关联之中，从而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

另一种思路是寻求一种正当性更充足的秩序，超越现代法治的基本模式。由此现代法治中的内信与外迫的冲突得到了消解。" 当然，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试图彻底消除等级制的权力关系，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以相互冲突的多元文化，取代了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

自愿共同体是一种社会组合。这暗示了超越国家主权自愿共同体法治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可把自愿共同体的基本特征概括如下：（1）以成员的自愿协议为基础。这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后果已经引起了国际上有识之士的深切关注和尖锐批评。

我们看到，在现代社会的间接民主制下，无论是形式法治，还是实质法治，法律都成为科层制权力自上而下施加的社会控制工具，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民意真实表达。还必须强调指出，任何理想的社会方案都必须考量人的需求的多样性。官场如沙场，商场如战场。诉讼程序的高度技巧性，为强者特别是权贵通过"正当程序"以强凌弱披上了合法外衣……凡此种种，都表明现代社会的法律已经成为脱离信仰的外迫工具。通过对影响法律存在与发展的政治、经济、道德等要素的重新考量，纠正恪守法条的法律实证主义过分封闭的倾向。他认为："共同体是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应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

在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司法领域，内部管理也明显表现出权力的等级关系，而20世纪以来行政权对司法的渗透与侵蚀，更加重了司法权的政治化色彩。然而，自步入现代社会以来，由于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价值发生了重大转变，传统社会所奉行的神治、德治和人治难以继续成为支配的治道，逐渐被法治所取代。

由此可见，作为自我立法模式的自愿共同体法律是一种最具正当性之法。不过，尽管氏族社会的原生形态十分歧异复杂，但有一点却可以断定，即所有氏族社会的社会结构、关系和价值都以血缘关系为基础。

本文拟用"确定"与"无常"来表述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含义。在现代社会，占有 性的个人权利观被置于首位。

自步入现代社会以来，人类认知与利用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生产力空前提高。以外求的旨在满足感官欲望的世俗追求，取代了内信的以获得心灵安宁为依归的性灵追求。正如法国学者布兰克所指出的："它为遭到长期压迫的人类思想提供了呼吸的空间和活动范围，使人类思想恢复了自豪和胆略，使每一个人都能对全部"传统"、"时代"、"成就"以及"信仰"进行批判，使个人"满怀尊严"，"在无穷尽的斗争中，在普遍争论的骚动中，能够亲自解决自己的幸福与命运问题……" 但是，个人主义从一开始就自有其缺陷：作为一种新型意识形态，它"代表了一种粗糙的和反社会学的或非社会学的观点"。" 虽然在许多方面如爱因斯坦所言，上帝并非是在"掷骰子"， 但某些方面的证据表明，上帝确实是在掷骰子。

最后，这种独立的个人原子观，通过市民社会的个人自由得到了集中体现：个人自我设计，自主行动，自行承担行为结果。职业化司法机构垄断的司法王国，日渐受到了"行政司法权"的分割，被奉为法治重要原则之一的司法独立受到了来自行政机构的严厉竞争和挑战。

关于'最确定的'科学的基础意见不一不仅让人吃惊，而且，温和一点说，是让人尴尬。首先，现代法律中的制定法是通过理性反思抽象出来的一般规则。

战国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和伊斯兰教产生以后的阿拉伯古代社会，虽然等级制没有古代印度或中世纪西欧那样严格，但是，标示尊卑贵贱的特权等级制也是公开的，甚至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1. 摆脱金钱的奴役 在斩断了特权身份制社会的各种关系羁绊之后，获得自由的个人面对的是一个流动的陌生人社会，过着利己的、彼此隔绝的私人生活。

关于氏族社会的结构，上文已经论及。实践表明，无论何种形式的共同体，只要在人数上达到一定规模，或在空间上超过一定距离，都无法通过直接民主的方式进行管理，也无法保证平等协商和自由沟通，不得不通过代议制的形式做出决策，并授权科层制的等级体制进行管理。在西方，20世纪以来，新自然法学派对法律道德基础的重新强调，经济分析法学派对法律背后社会成本、收益的分析，现实主义法学派对法律自治神话的破解，社会学法学派对影响法律各种社会因素的考量，以及批判法学派对西方现代形式法治已经崩溃的断言，除了其中的某些偏颇，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代法律难以维持封闭，形式法治难以自足，必保持适度的开放。通过自愿共同体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商与沟通，在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确立国家层面的以宪法以核心的基本法律，不同共同体根据这些基本法律在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符合自己真实需要的具体法律。

然而，现代社会统一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价值取向却试图通约人们的价值、消弭个体的差异，遏制个人的偏好，由此造成诸多社会冲突。实际上，这些结论未免过于匆忙。

其实，社会关系"从身份到契约"的真正转变，最早发生于西方现代社会。与国家体制下的现代法治相比，这种法治中的法律如同在日常生活语言中发展起来的"语法"一样，是人们行为与观念的理性结晶，是外在行为规则与内在信仰的统一。

不过，人们往往把"无常"归因于神灵的操纵和命运的捉弄，因而或寄望通过讨好神灵而避免"无常"，或完全听凭命运的摆布。为了追求利益，人们不顾情面，不讲道义，甚至不择手段。